三个“变”：

　　第一，国防开支增长幅度明显加快。在2013年国防白皮书发布时，澳大利亚国防开支还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6%，为1938年以来最低水平，但到了2015年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上升到1.8%。新版白皮书则计划进一步提高增长比例。从2016到2026，这10年澳大利亚国防总预算将高达4470亿澳元。其中，2016-2017财政年的国防预算为323亿澳元，2025-2026财年将升到587亿澳元。此外，政府还将在未来十年中额外增加299亿澳元国防开支。届时，国防预算总额将从目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增加到2%。

　　第二，尖端海空装备需求更加迫切。今年的白皮书中对先进军事装备需求表现得更为强烈，重头戏是要用12艘新式潜艇来替换现有6艘陈旧的“科林斯”级潜艇(在美国的极力撮合下，日本的“苍龙”级是最大入选热门)，它也被称为“澳大利亚史上最大防务采购合同”。此外，还包括增加9艘护卫舰和12艘近海巡逻舰，到2020年将购买72架F-35S战机，采购用于作战和侦察的无人机，增强军队太空战、电子战和网络战的能力，等等。

　　第三，公开介入南海争端。白皮书表达了对亚太海洋争端的高度关注，认为中国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端给整个地区“造成不确定性和紧张”，特别强调澳反对将南海岛礁进行填海改造并用于军事目的，反对相关国家违反国际法。考虑到近期南海动态和澳公开表示对中国行动的空前速度和规模表示担忧，白皮书中明显是将中国作为批评对象。如此公开地介入南海问题并碰触中国的敏感问题，这和上份白皮书的对华温和立场相比，是值得关注的新动态。

　　四个“不变”：

　　首先，三大核心战略利益关切没有变。一是确保澳大利亚本土安全;二是确保周边国家不会成为对澳大利亚威胁的来源，外部军事强国也不能在澳周边地区获取能进行武力投射的基地;三是确保建立在国际规则基础上的全球安全秩序，尤其是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国家分裂和治理失败、地区冲突等。

　　其次，防御性本质没有改变。澳大利亚虽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南北双锚”的南方支柱，承担着同盟安全承诺，但因周边长期没有能威胁其安全军事强敌，军事战略一直以防御性为主。尽管澳大利亚参与了美国领导的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但国内对此并不买账，批评政府“好大喜功”。今年1月，特恩布尔在访问伊拉克、美国时都强调，澳大利亚将不再扩大派兵规模。

　　再者，跟随盟国战略调整的步伐没有变。军事同盟的关键是互信与承诺。美国为澳大利亚提供安全庇护，澳大利亚就必须承担相应义务，比如让美军驻扎达尔文港、支持美国鼓吹的南海航行自由等。总理特恩布尔本人既然被视为亲华派，美日就有理由担心其领导下的澳大利亚走亲华路线。因此，特恩布尔政府必须要在白皮书中向盟友澄清其对美国“再平衡”战略、美日澳安全合作、海洋争端等重要问题的态度和政策。

　　最后，保持一定规模军力的需求没有变。白皮书中的军力建设目标就是满足澳大利亚安全战略的需要。澳大利亚自我定位为中等强国，正积极促成“印度洋-太平洋”新地缘概念，加上当前在伊拉克等地进行海外作战，在西北方向增强海空军力，在国内加强反恐行动等，防务开支上升、武器装备采购更新也在情理之中。

　　政策本质：不是中国的敌人

　　中国因素一直是澳国防白皮书中最引人关注的话题。比如，2009年陆克文政府的国防白皮书对中国措辞较为强硬，暗示其对澳大利亚构成威胁，从而给中澳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而2013年吉拉德政府的白皮书又出现戏剧性变化，表示“澳大利亚不把中国作为敌手……旨在推动中国的和平崛起并确保地区的战略竞争不会导致冲突”，被认为向中国传递善意。尽管从媒体报道来看，澳大利亚最新的国防白皮书让中国政府“有些恼火”。不过，澳大利亚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也不应是中国的敌人。

　　处理好中澳关系，必须要从四个方面理解澳大利亚。

　　第一，在中美之间寻求战略平衡是澳大利亚的政策基点。对澳大利亚而言，它既不想被绑上美国对华遏制战车，又不能放弃美澳同盟这个安全基石;既对中国的崛起和对外政策有所怀疑，又不愿意放弃与中国合作共赢的良机。

　　因而，近年来的澳大利亚政府虽都发出过不友好的声音，但同时也试图在中美间起到调解者的作用。所以才会看到，澳大利亚侦察机飞到南海进行“例行海上巡逻”，而中澳两国海军去年11月又在南海举行旨在增进双边互信与合作的联合演练;澳大利亚批评中国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同时又积极参与亚投行，拓展中澳经贸合作，并顶住美国压力将达尔文港租给中国公司。

　　今年1月26日，毕晓普在美国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表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军事合作给亚太地区的安全提供了更多保障，中澳之间存在牢固的经济、国防和政治关系以及世代友好的民间联系。这都是澳试图在中美两强的角力中实现战略平衡。

　　第二，澳大利亚在追随美国的同时不断寻求提升地位。澳大利亚国内对美澳关系也有争议，不少人认为，要成为真正有影响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必须降低在安全领域对美国的依赖，摆脱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对美国的依附。

　　澳前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在其《危险的盟友》一书中指出，保持独立自主的国家战略不仅能推动中澳关系发展，还能为亚太乃至及世界和平做出更多贡献。从澳大利亚近期的种种表现来看，澳大利亚的独立就是表现为在地区重大问题上不能“失声”，在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能“失准”，在处理大国关系时不能“叩头”。

　　第三，澳大利亚军力提升尚不足以改变亚太地区军事力量对比。从2005年至2014年，澳大利亚军费开支增长了27%，2015年防务开支在世界排名第十三位。尽管白皮书中将中国作为澳防务战略的重心，但说到底，当前的亚太是中美这种级数的大国博弈，澳大利亚军力本身相对有限，远离亚太热点地域，对中国没有直接军事威胁，更何况澳未来对美军的支持程度有多大还取决于澳与中国为敌决心有多大。

　　第四，澳大利亚不是南海争端的关键方。澳大利亚的关注重点是促进国家繁荣发展，如白皮书所说，澳大利亚近2/3的出口要经过南海，因此它是南海安全的利益攸关方。但澳大利亚不是南海争端的关键方，南海问题不是中澳之间的问题。让澳军跑到南海参与美国对中国的威慑甚至作战，恐怕是澳大利亚人并不愿意卷入的一滩浑水。保持相对游离于争端之外的状态，才更有利于澳大利亚左右逢源。

　　由此可见，未来中澳关系还将经历起伏波折，澳大利亚甚至很可能有限参与或组织南海“自由航行”行动。但是，我们也应该认清，澳大利亚和美国、日本有所不同，虽不能完全成为密友，但也要避免将其彻底推向美国，中澳间寻求更多战略合作空间依然是可行的。

　　(作者单位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博士)